WCE 2021 | 郭孙伟教授访谈：科学之光（下）

郭教授，您是亚洲第一位在世界内异症大会（WCE）上做特邀报告的亚洲人，之前您还发起成立了亚洲子宫内膜异位症大会（ACE），给我们分享一下？

郭孙伟教授：谢谢。世界内异症大会（WCE）是内异症学界的国际盛会，每三年举办一次，已在澳大利亚、法国、巴西、加拿大等地成功召开13届。2011年，我应邀做大会特邀主旨报告。报告做完之后，遇到几个日本人，他们告诉我，我是第一位在WCE上做特邀主旨报告的亚洲人。从那年以后，每届WCE会议上，我都有大会报告。而且，作为世界内异症协会的理事，我也会为维护中国和亚洲的利益，提出建议。比如2017年的WCE，大会特邀发言专家没有一个来自亚洲。经过我建议之后，增加了两个来自日本的学者。

由于一些西方人的偏见，亚洲学者的贡献往往是被低估的。所以在2009年，我在应邀访问日本鸟取大学期间，向日本的原田教授提议建立亚洲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大会，没想到和他一拍即合。随后，我们联合韩国、土耳其及中国台湾地区其他3位同行，成立一个亚洲地区的子宫内膜异症大会交流平台。我们五位同行一致认为，为增进亚洲地区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的相互了解，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深入讨论内异症的发病机制及最新的诊断和治疗，应该成立亚洲子宫内膜异位症大会（ACE），并决定自2010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ACE。2010年 10月15日，首届亚洲子宫内膜异位症大会上海举行，这是首次由红房子医院举行的国际会议，大会的主题是：更好的研究，更好的生活（Better research, Better life）”，以对应于当年世博会的主旨（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来自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专家教授做了精彩报告。大会的成功举办，为国内外学者搭建了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分享科研成果、交流临床诊治经验，更好地为广大亚洲及全球妇女服务。2012年之后，又有约旦、伊朗、泰国、俄国等国家参与，现在已改为每年一次。

那如何作为东道主申办了世界内异症大会（WES）呢？

郭孙伟教授：随着在亚洲的影响力扩大，我们把目光看向了更大的国际舞台。世界子宫内膜异位症学会（WES）总部位于英国，是一个专注于内异症/子宫腺肌症研究、临床实践、教育和宣传的全球组织，致力于改善内异症/腺肌症患者管理和生活质量的国际专业组织，促进对内异症和腺肌症的病因、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学的研究，发现治疗和预防内异症/腺肌症的方法。WES与全球内异症相关的学者和组织都有广泛的合作，其成员涵盖全球所有国家，已在法国、英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成功召开。中国学者曾在2005年和澳大利亚竞争2008年WCE的主办权，但未成功。

2014年，我们的团队成功击败新西兰、德国、挪威等3个发达国家，获得了具有“内异症奥运会”之称的2020年世界内异症大会主办权，这是该会第二次在亚洲召开。自2019年起，大会的筹备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我们团队在院长徐丛剑教授、书记华克勤教授的重视和带领下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遗憾的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的世界内异症大会改在今年3月6日至10日在线上举行，但仍由我和来自红房子医院的徐丛剑教授担任大会主席，这也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担任此大会的主席。

这些年来，是什么让您始终可以对研究保持巨大的热情？

郭孙伟教授：可以说是兴趣和好奇心吧，穷根究底的好奇心。因为我想解决目前我所研究的问题，自己的判断到底是不是正确，必须拿出充足的不容置疑的依据。比如，我们首次提出了内异症是“表观遗传学疾病”，表观基因以前一直用于肿瘤的领域，在基因组不改变的情况下，基因一直在低表达或者高表达状态下，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时可选择的基因有2万多个，做哪个好呢？这个时候就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文献来判断哪些该做，哪些不应该做，当然，这里面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我们通过大量的阅读之后给出自己的判断，我们第一个基因就选择了检测内异症患者的在位内膜，结果也正如我们所料。这个研究结果一出来，国际上就觉得新颖，非常认可。

您觉得，中国内异症团队的力量在世界上排名怎么样？

郭孙伟教授：排名很难说，美国、日本总的水平比较高，但中国在某个领域，某个团队比他们强（笑）。

您如何看待疾病和人体共存？

郭孙伟教授：其实疾病与人体的和谐共生，占了生命长河的更大多数，其中也有很多的规律，包括生物学的规律，物理学的规律，数学的规律等等。包括进化论的规律。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天道。这也需要我们不断去发现、研究和思考。

如果请您给我们的医学生上一堂课的话，会上什么课呢？

郭孙伟教授：恐怕是科学史与科学。科学史能吸引我的，不是振奋人心的结果罗列，而是过程的叙述——失败、曲折、迷茫、困惑、自我怀疑、以及沮丧。当然，也有“Eureka” 时刻。实际上，尽管不少人都希望模仿前人成功的每一步，但复制成功实际上很困难。而失败实际上要比成功更有教育意义，而且，在科学探索过程中，失败往往多于成功。每一卷科学史中都有具体的“面孔”，爱迪生、特斯拉、发现DNA结构的James Watson, Francis Crick以及给他们提供关键照片的Rosalind Franklin……在科学界，他们堪称砥柱。我想告诉同学们：他们正处于怎样的年代，在做什么，曾经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梦想，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怎么从失败中走向成功的。当然，关于科学的话题，往往没有终极答案——实际上，科学就像Vannevar Bush说的，是永无止境的边疆（endless frontier），它只有远方，没有终点。就好像我们把已知的作为一个圆圈，圆圈之外就是未知世界。随着已知的增加，圆圈越来越大，而未知的似乎也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应该向科学独立探索的精神，以及不唯名、不唯利的精神致敬。

在科学研究的旅途中，重要的是科学的方法，而不是科学的结论。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只要从正确的前提出发，依照事实根据，采用逻辑推理，都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这就是科学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因为实践者是专家和权威就能够得到更正确的结论。因为昨天的 “专家说”，“教授说”，今天就有可能是错的。因此，我想象不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极度自我膨胀，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漫长过程中迈出的一小段而已。

科学研究是令人着迷的，研究内异症近20年，我逐渐发现，在这个领域做研究，就像玩拼图一样，许许多多的小图片，还有些是多余的、或者根本不属于拼图的小图片。目标就是把所有有关的小图片拼成一个完整的图片。又像一个帘子，有的看起来漂亮，有的看起来朴素。但你必须去掀起它，走进去，里面都是一条深深的隧道，不少隧道没有尽头，也不少隧道只有死路，但只要一些隧道尽头有光，那就是科学之光。

当年的知青岁月很艰苦，您现在还会记起那段时光吗？

郭孙伟教授：偶尔还是会的，那个时候精神生活非常匮乏，三班倒的体力活、一个月只休息一天，积下来的假期基本上都放在春节期间。那时候的确有些迷茫，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后来想明白了，一个国家总还是需要有知识的人吧。现在读书，将来肯定会有用。

别的知青下班打牌下棋、用煤油炉炒菜、喝酒、聊天，我基本上不参加的。我只是想，那么多的青年人，在他们的青春岁月，在最适合学习的时候，把花样年华交给了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体力劳动，这是多么的浪费啊！

您对自己现状满意吗？

郭孙伟教授：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恐怕大多数人都是不满现状的。对现状的不满、不甘，也会激励人们计划、行动，从而改变现状。不过，对一个已经过了知天命年龄的人来说，泰戈尔的诗句，“我不能选择最好的，是最好的选择我”，可能是非常恰当的。就像阿拉伯人常常挂在嘴边的，God willing，尤其在现在的情况下。我没有什么很大的奢望，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如果每一个人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专业做到极致，这就非常不得了了。我以前毕业去密歇根的时候，心里非常忐忑，但三年之后再看看，有好多有名的教授也就不过如此。

当年在安娜堡，有一个研究2型糖尿病的团队，由当时世界上一流的遗传学家、生理学家、流行病学家和遗传统计学家组成，目标是找到致病基因。我当时就认为，很难。在明尼苏达工作时，有一个教授想找到近视眼的致病基因，但我在听了他的报告之后，指出他的数据有问题——他只列出看起来有关联的家族而丢弃了关联较小的家族。而且，凭常识，长时间地近距离用眼是近视眼的高危因素。所以，你要忽视这些因素而找出基因恐怕非常困难。那位教授听了很不高兴。现在，20多年过去了，那位教授也没有找到近视眼的任何致病基因，而2型糖尿病好像也没有一个主要的致病基因，遑论做基因筛选或进行治疗干预了。一个人，在其生命尽头上回首，如果能够非常自豪地像凯撒大帝那样说，我来过，我看见，我在这个领域解决了这几个问题，并在教科书上留下了自己的mark（标记）, 那么，他就没有虚度人生。

作为一位顶尖科学家，您觉得，对科学的热情可以保持多久呢？

郭孙伟教授：只要自己的兴趣还在，应该lifelong的，即是终身的。当年在安娜堡，James Neel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第一个建立人类遗传学系的遗传学家，90岁还在实验室里跑来跑去，和他讲科研，他就会特别精神。我时常和意大利、美国、比利时的教授电邮沟通。意大利教授已经80多了，还鼓动我和他一起写文章。他的老搭档，是比利时一位著名教授，从去年开始，由于视力严重退化，终于停止写作了。那几个教授都已经退休了，但还是在思考着内异症的研究。还有一个美国水牛城的临床教授Rob Batt，2011年我在WCE大会做主旨发言后，他走过来，自我介绍了一下，就和我聊了起来。他70岁时念了一个科学史的哲学博士学位，写了一本关于内异症研究历史的书。他告诉我，还准备写从1945年以后的历史，希望我能够帮他的忙。不幸的是，他2016年80多岁去世了。他诊断出癌症，医生告诉他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之后，他打了电话给4个同行。我也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我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但今天我觉得精神不错，我现在坐在家里的客厅里，很舒服；遗憾没有完成第二卷。我不说Goodbye，而是德语里的一句话（他是德裔），意思是Until we meet again（直到我们再次见面）。面对他的坦然和安详，我当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任何安慰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这些科学家的动力就是，通过自己的脑力劳动，解决问题，改变世界。当然，这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可能也是非常的“奢侈”，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心无旁骛地专注科学。他们的年龄，健康都还不错，并且思维敏捷，这本身就很幸运。而且，也不必为晋升、职称、标书，或者衣食住行而担忧。基本上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非常超脱、淡然的状态。这要比每天打打牌、下下棋、跳跳广场舞要有意义的多。另外，能够有事情做，有东西占据你的头脑，让你忘却日常生活中必然会出现的各种烦恼，真的也是非常幸运的。当然，改变世界绝非易事，我们需要置身其中，有一个方向，并且克服各种困难和挫折，即使不被理解，也要努力争取，去实现我们所想。因为，我们所想要做的事情，不是为了简单的快乐，而是为了知识的进步，也为了世界更加美好。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精神吧。

我很想知道，一位杰出科学家对生活的态度。

郭孙伟教授：我是个比较自律的人，因为不自律就不可能有所作为；我常年保持着体育锻炼的习惯，在明尼苏达，还学会了溜冰，在威斯康辛，学会了高山滑雪和越野滑雪；我崇尚简单的生活，衣食住行，只要适度、自在就行，不必刻意追求豪华与奢侈，而且现在的生活水平较高，营养足够，吃得太多，反而对健康有害无益。

现在社会上的炫耀性消费，究其原因，实际上源于人最根本的表现欲，即向他人展示“我是成功的”。幸运的是，在科学上，科学家可以把这种表现欲输送引导到他的研究成果，或者他的文章里，而不必花钱展示自己有多么成功。许多时候的物质享受是非常短暂的：花大钱买的包，可能几个月后就厌倦了。而精神世界的富足更为长远，常常是历久弥新的。还有，我总觉得，自己是我们这一代人里面非常幸运的，应当珍惜。

人 物 介 绍

郭孙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生化系特聘教授，密歇根州立大学人类医学院兼职教授，博导；上海市女性生殖内分泌相关疾病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上海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内异症学组顾问；亚洲子宫内异症和子宫腺肌症协会理事（创建人），主席（2017-2018）；世界子宫内膜异位症协会理事（2011-）；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子宫疾病协会（SEUD）理事（2015-）；世界卫生组织（WHO）生殖卫生及研究专家工作组成员（2012-）。曾任Human Reproduction副主编，Reproductive Sciences 副主编 ，Gynecology and Minimally Invasive Therapy 副主编，Recent Patents in Biomarker副主编；现任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副主编，Obstetric and Gyn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副主编，及Journal of Endometriosis and Pelvic Pain Disorders 副主编。并担任过Bayer-Schering，Merck, Chugai及BioHaven Pharmaceuticals等公司的咨询顾问。迄今已在国际SCI杂志上发表200多篇学术论文，总引用次数达12000多次。h-指数为50，发表英文书籍章节共9篇。2014年被ExpertScape网站评为全世界十大Top Specialists in Endometriosis 之一。2014年起连续6年被爱思唯尔列为中国医学领域高被引学者。2007年起为Faculty 1000 Medicine成员。担任过Bayer-Schering, Merck, Chugai, 及BioHaven等制药公司的咨询顾问。Expertscape网站分析评价了2010-2020年子宫内膜异位症领域专家的研究水平，郭孙伟教授排名全球前万分之四（0.042%）。2020年发布的中国《全国妇产科专家国际论文学术影响力百强》榜单排名中，郭孙伟教授名列全国第二名。

来源：晔问仁医

采访：唐晔

编辑：吴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