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我的高考是在1978年，那是41年前的事了。


1959年的春天，我出生在台湾本岛西南部的高雄。我的父母都是从大陆南渡过来的，父亲是一名空军飞行员，母亲是一名护士。他们相识于1949年后的台湾。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的母亲当时只有14岁，跟随很多青年学生们一起南下。整个国家都处在战乱期间，需要大量的护士。我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护理佐理训练班，穿上了白大褂。


在母亲的熏陶下，我从小就对医学印象深刻。记得小时候，我经常生病。那时候，岛内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压力很大。父亲在部队里，家里没人照顾我。妈妈只能把我带去医院，我一边吊水，她一边上班。


那一年我5岁，第一次来到妈妈的医院，医院里的各种医疗设备和器械让我“大开眼界”，这也成为我与医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那时候，我对医院的印象就是：身体不舒服了，来这儿就能好。


上了小学，有一回学校组织打疫苗，每个同学都把袖子捋好，排队等着挨针。这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妈妈的身影。没想到给我们打针的居然是我妈，心底一股自豪感立刻涌了上来，我骄傲地跟小伙伴们炫耀道：看，那是我妈妈。他们羡慕的眼神，让我那颗小小的虚荣心畅快地满足了一回。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幕：妈妈穿着白大褂，带着口罩，从铝盒里面拿出玻璃空针，吸入药水，用酒精棉签在我的胳膊上擦拭一圈，然后一针扎进去，一会儿就好了。别的小朋友看到针都会害怕，我就不会，因为是我妈妈打的。


这两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从那时起，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的想法便开始萌芽。


Chapter 2


高中大学联考，我第一个志愿就选择了医学系。分数出来之后，恰逢军事院校联合招生，我如愿进入了国防医学院 。那是1978年，那一年，我19岁。


国防医学院是台湾最高层级的军医学校，当时在医学界的地位很高。进入国防医学院后，我作为“优等生”选择了医学系，开启了长达7年的医学本科生涯。


这里稍作解释，不同于大陆地区的医学学制，台湾的医学系修业7年，医学系学生毕业后参加统考，取得医师资格后，需再接受一年的PGY训练（医师一般医学实习训练），才能成为正式医师。


由于天生喜欢小朋友，毕业后，我以全系第三名的成绩选择了妇产科。当时妇产科、儿科都是最热门的专业，选专业时都是按照成绩排名的顺序来进行。前三名中，我和第一名选择了妇产科，另外一个人选择了儿科。


台湾的社会风气，是非常尊重医生的。医师和教师、律师并称为“三师”，人们对“三师”的尊重甚至超过了军人。而医师排在“三师”的第一位。


当然，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医生受人尊重，但学医的生涯是艰苦的。


有一年夏天，原本已经跟家人约好了去中部度假。但非常不巧，我的神经外科解剖学没过，要补考！要知道，当时学校规定非常严格，补考不通过的就要留级，留级最多留两次，第三次就得退学。


为了能够补考通过，那个暑假我是注定无休了。就这样，带了一整盒的玻片，自己买了个显微镜，整整复习了两个月，总算补考通过。


大学的学习生涯是严肃且紧张的。我到现在还会做梦，梦到我大学微积分没过——那时候，微积分是我们的“重灾区”，我还记得，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学的微积分，三分之一同学被刷下去了，只能留级，而且只可以留两次。如果第三次还是不通过，就只能退学。


大学毕业那年，我们一个年级120个人，只有60个人成功毕了业。其他的要么留级，要么被迫退学。毕业率仅仅只有50%。好在，我还是顺利毕业了。


Chapter 3


1985年从国防医学院毕业后，我进入了位于台北市的三军总医院，如愿当上了一名妇产科医生，那一年，我26岁。


作为国防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三总与荣总、台大医院、成大医院、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及长庚纪念医院均为台湾地区最高层级的“医学中心”级医院。


当时在三军总医院实习轮转，实习第一个月 ，就忙到流鼻血。跟现在大陆的很多公立医院一样，当时的三总也经常处于“战时状态”，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以医院为家了。


而且，我的带教学长有个非常严格的规定：不允许任何人休假 ！“合理的要求是训练 ，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这就是我们当时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人生的很多况味，是要经历过才能体会的。做了30多年妇产科医生，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年做住院医的时候，被学长轰出手术室的一幕。


记得我当时去上一台剖宫产的手术，做助手。那是我第一次上手术台，不巧遇到了一个暴脾气的主刀学长，我不小心出了个小差错，学长直接拿止血钳砸到我手背上，大声斥责道：“滚下去 ，换你学长来。”


我只能狼狈地逃离手术室，回到科里，看着红肿的手背，心里默默责怪自己不争气！但我还是要感谢学长，他的这一砸，让我在以后的30多年里，都一直牢牢记在心中。


从1985年到1993年，我在三总工作了8年，从住院医师做到了总医师。后来，又调到了“817医院”（现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公馆院区），又继续做了5年的妇产科主任。


当时，台湾也在搞军改。部队医院要改革，我所在的817医院面临裁撤，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决定离开“体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Chapter 4


跟大陆不一样的是，台湾有很多自由执业的医生，符合资格的医生还可以直接开诊所。离开817医院后，我先去了黄重成妇产医院担任院长，之后又在台北中心诊所医院担任妇产科主治医师，同时我还在实和联合诊所担任主治医师。


台湾医生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医生如果不满意这家医院，就可以另选他家。台湾也允许多点执业的情况，医生只要时间错开，完全可以在两个医院出诊。


但是，岛内也面临一些执业困境，尤其是妇产科医生，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台湾当地的一份财经类杂志曾经盘点过台湾地区的“十大夕阳产业”，妇产科赫然在列。


跟我当年学医时班级前三名都选择妇儿专业不同的是，现阶段台湾医院的部分传统大科室（内科、外科），由于医师的经济待遇相对不高、医疗风险相对较高、医疗纠纷发生几率较高，不再是医学生和毕业生的首选。


相反，由于台湾地区人口出生率降低、相应年龄段患者占比降低，专科医疗业务量明显降低，从而在临床科室中出现了所谓的“四大皆空”现象，即内外妇儿等四类科室不再是年轻人的首选。反而是皮肤科等责任较轻、收入较高的专科逐渐成为热门科室和医科毕业生的首选科室。


至少有一点让我切身体会——台湾的妇产科医生确实不如以前好做了。近15年来，台湾的少子化危机一直在加剧，人们的生育热情也在降低。相比较台湾，大陆有更广阔的医疗市场，可以“天高任我飞”。


Epilogue


2006年，我进入了上海辰新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后来又担任上海美华妇儿医院医疗总监、上海红枫国际妇儿医院首席医疗官。庆幸的是，加上在医学院读书的经历，40多年在医界摸爬滚打，至今我依然深深热爱并享受我的工作。


来到大陆13年，我对自己的期许是要做良医，而非名医。台湾医生的自由执业程度很高，到处都是私人诊所，相比较之下，大陆还有很多空白有待填补，这就是机会。


一路走来，我心里还是有很多感悟的。目前，医疗大健康发展迅速，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医疗队伍，就我而言，我非常鼓励年轻人学医，这是个很好的职业。


但是，在你们穿上白大褂之后，也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职业不会让你大富大贵，但会让你享受助人无数的快乐，这一点，我觉得尤为重要。


最后，口占一绝，与诸位分享：


行医路漫漫，正德为首善。

荣辱与功过，随云逐波散。



【作者简介】胡一君，1985年毕业于台湾国防医学院。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30余年，曾任职于台北三军总医院、台北国军八一七医院、台北中心诊所医院。来大陆后，先后担任上海辰新医院妇产科主任、上海红枫国际妇儿医院首席医疗官、上海美华妇儿医院医疗总监，并曾兼任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主治医生。现为上海美华妇儿医院特约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