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我的高考是在1978年,那是41年前的事了。


1959年的春天,我出生在台湾本岛西南部的高雄。我的父母都是从大陆南渡过来的,父亲是一名空军飞行员,母亲是一名护士。他们相识于1949年后的台湾。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的母亲当时只有14岁,跟随很多青年学生们一起南下。整个国家都处在战乱期间,需要大量的护士。我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护理佐理训练班,穿上了白大褂。


在母亲的熏陶下,我从小就对医学印象深刻。记得小时候,我经常生病。那时候,岛内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压力很大。父亲在部队里,家里没人照顾我。妈妈只能把我带去医院,我一边吊水,她一边上班。


那一年我5岁,第一次来到妈妈的医院,医院里的各种医疗设备和器械让我“大开眼界”,这也成为我与医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那时候,我对医院的印象就是:身体不舒服了,来这儿就能好。


上了小学,有一回学校组织打疫苗,每个同学都把袖子捋好,排队等着挨针。这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妈妈的身影。没想到给我们打针的居然是我妈,心底一股自豪感立刻涌了上来,我骄傲地跟小伙伴们炫耀道:看,那是我妈妈。他们羡慕的眼神,让我那颗小小的虚荣心畅快地满足了一回。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幕:妈妈穿着白大褂,带着口罩,从铝盒里面拿出玻璃空针,吸入药水,用酒精棉签在我的胳膊上擦拭一圈,然后一针扎进去,一会儿就好了。别的小朋友看到针都会害怕,我就不会,因为是我妈妈打的。


这两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从那时起,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的想法便开始萌芽。


Chapter 2


高中大学联考,我第一个志愿就选择了医学系。分数出来之后,恰逢军事院校联合招生,我如愿进入了国防医学院 。那是1978年,那一年,我19岁。


国防医学院是台湾最高层级的军医学校,当时在医学界的地位很高。进入国防医学院后,我作为“优等生”选择了医学系,开启了长达7年的医学本科生涯。


这里稍作解释,不同于大陆地区的医学学制,台湾的医学系修业7年,医学系学生毕业后参加统考,取得医师资格后,需再接受一年的PGY训练(医师一般医学实习训练),才能成为正式医师。


由于天生喜欢小朋友,毕业后,我以全系第三名的成绩选择了妇产科。当时妇产科、儿科都是最热门的专业,选专业时都是按照成绩排名的顺序来进行。前三名中,我和第一名选择了妇产科,另外一个人选择了儿科。


台湾的社会风气,是非常尊重医生的。医师和教师、律师并称为“三师”,人们对“三师”的尊重甚至超过了军人。而医师排在“三师”的第一位。


当然,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医生受人尊重,但学医的生涯是艰苦的。


有一年夏天,原本已经跟家人约好了去中部度假。但非常不巧,我的神经外科解剖学没过,要补考!要知道,当时学校规定非常严格,补考不通过的就要留级,留级最多留两次,第三次就得退学。


为了能够补考通过,那个暑假我是注定无休了。就这样,带了一整盒的玻片,自己买了个显微镜,整整复习了两个月,总算补考通过。


大学的学习生涯是严肃且紧张的。我到现在还会做梦,梦到我大学微积分没过——那时候,微积分是我们的“重灾区”,我还记得,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学的微积分,三分之一同学被刷下去了,只能留级,而且只可以留两次。如果第三次还是不通过,就只能退学。


大学毕业那年,我们一个年级120个人,只有60个人成功毕了业。其他的要么留级,要么被迫退学。毕业率仅仅只有50%。好在,我还是顺利毕业了。


Chapter 3


1985年从国防医学院毕业后,我进入了位于台北市的三军总医院,如愿当上了一名妇产科医生,那一年,我26岁。


作为国防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三总与荣总、台大医院、成大医院、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及长庚纪念医院均为台湾地区最高层级的“医学中心”级医院。


当时在三军总医院实习轮转,实习第一个月 ,就忙到流鼻血。跟现在大陆的很多公立医院一样,当时的三总也经常处于“战时状态”,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以医院为家了。


而且,我的带教学长有个非常严格的规定:不允许任何人休假 !“合理的要求是训练 ,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这就是我们当时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人生的很多况味,是要经历过才能体会的。做了30多年妇产科医生,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年做住院医的时候,被学长轰出手术室的一幕。


记得我当时去上一台剖宫产的手术,做助手。那是我第一次上手术台,不巧遇到了一个暴脾气的主刀学长,我不小心出了个小差错,学长直接拿止血钳砸到我手背上,大声斥责道:“滚下去 ,换你学长来。”


我只能狼狈地逃离手术室,回到科里,看着红肿的手背,心里默默责怪自己不争气!但我还是要感谢学长,他的这一砸,让我在以后的30多年里,都一直牢牢记在心中。


从1985年到1993年,我在三总工作了8年,从住院医师做到了总医师。后来,又调到了“817医院”(现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公馆院区),又继续做了5年的妇产科主任。


当时,台湾也在搞军改。部队医院要改革,我所在的817医院面临裁撤,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决定离开“体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Chapter 4


跟大陆不一样的是,台湾有很多自由执业的医生,符合资格的医生还可以直接开诊所。离开817医院后,我先去了黄重成妇产医院担任院长,之后又在台北中心诊所医院担任妇产科主治医师,同时我还在实和联合诊所担任主治医师。


台湾医生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医生如果不满意这家医院,就可以另选他家。台湾也允许多点执业的情况,医生只要时间错开,完全可以在两个医院出诊。


但是,岛内也面临一些执业困境,尤其是妇产科医生,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台湾当地的一份财经类杂志曾经盘点过台湾地区的“十大夕阳产业”,妇产科赫然在列。


跟我当年学医时班级前三名都选择妇儿专业不同的是,现阶段台湾医院的部分传统大科室(内科、外科),由于医师的经济待遇相对不高、医疗风险相对较高、医疗纠纷发生几率较高,不再是医学生和毕业生的首选。


相反,由于台湾地区人口出生率降低、相应年龄段患者占比降低,专科医疗业务量明显降低,从而在临床科室中出现了所谓的“四大皆空”现象,即内外妇儿等四类科室不再是年轻人的首选。反而是皮肤科等责任较轻、收入较高的专科逐渐成为热门科室和医科毕业生的首选科室。


至少有一点让我切身体会——台湾的妇产科医生确实不如以前好做了。近15年来,台湾的少子化危机一直在加剧,人们的生育热情也在降低。相比较台湾,大陆有更广阔的医疗市场,可以“天高任我飞”。


Epilogue


2006年,我进入了上海辰新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后来又担任上海美华妇儿医院医疗总监、上海红枫国际妇儿医院首席医疗官。庆幸的是,加上在医学院读书的经历,40多年在医界摸爬滚打,至今我依然深深热爱并享受我的工作。


来到大陆13年,我对自己的期许是要做良医,而非名医。台湾医生的自由执业程度很高,到处都是私人诊所,相比较之下,大陆还有很多空白有待填补,这就是机会。


一路走来,我心里还是有很多感悟的。目前,医疗大健康发展迅速,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医疗队伍,就我而言,我非常鼓励年轻人学医,这是个很好的职业。


但是,在你们穿上白大褂之后,也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职业不会让你大富大贵,但会让你享受助人无数的快乐,这一点,我觉得尤为重要。


最后,口占一绝,与诸位分享:


行医路漫漫,正德为首善。

荣辱与功过,随云逐波散。


【作者简介】胡一君,1985年毕业于台湾国防医学院。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30余年,曾任职于台北三军总医院、台北国军八一七医院、台北中心诊所医院。来大陆后,先后担任上海辰新医院妇产科主任、上海红枫国际妇儿医院首席医疗官、上海美华妇儿医院医疗总监,并曾兼任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主治医生。现为上海美华妇儿医院特约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