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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放弃的，是40万元合法年薪，以及一个三甲医院血管外科主任的位子。
但张强认为，去民营医院“自由执业”，他获得了更多。起码，他找到了“医生的尊严”。
隐藏在这个47岁、祖籍温州的男人内心的闯劲，又一次破茧而出。
有人形容此举 “会成为中国医疗史标志性事件”，也有人说“人各有志，不必过度解读”。
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走出这一步。
但为什么又一次掀起了关注？用张强同事的话说，张强个人的经历和素质，以及上海近几年在民营医院方面的发展，触动了大家对于未来医改的新期望。
“如果我们在人生中体验的每一次转变都让我们在生活中走得更远，那么，我们就真正体验到了生活想让我们体验的东西。”张强说，他是个追求梦想的人。
“我上岸了”
1月7日，是张强开诊第一天。
结果却迟到了——公立医院的医生大多是6点半上班，现在变到8点半上班，竟忘了还有“早高峰”这回事，原本10分钟的路程堵了半小时。
他兴致勃勃地装点自己的房间，摆上家人的照片。房间里一束鲜花，是护士准备了送给张强第一位病人的。
在这家民营医院的一楼大堂，一位皮肤科医生的全英文简介展示着——他也刚从一家三甲医院跳槽，与张强一样，在这里签约成为“开业医生”。“开业医生”与医院不构成隶属的关系，与护士、助理医生、科室经理隶属于医院的签约有所不同。
按张强的资历和水平，医院为张强拟定的门诊费用为1600元。
而张强主动把费用降到 500元——比他在原来医院的特需门诊费用多了200元。
他曾调侃，“第一天不要来采访，通常都是没病人的，干坐一天很难受。”结果第一天就有预约，是通过微博找来的。
这位患者在张强的病人当中病情算不上严重，但显得焦虑。在病情与手术交待清楚后，张强对他说：“我开刀是小事，但你也要学着用更开朗的心态看待生活。或许术后仍会有少许不适，你要放开心胸，不要放大它对生活的影响。”对方不好意思地笑着点头。
张强爱和病人聊天。“现在终于有时间慢慢和病人说话了。”
他将手术安排在每周一、三上午，每天不超过三台。“限号是为了保证诊疗质量，周五上午则被作为备用时间，保证不耽搁病人。”
现在，张强是“微博控”。那条12月9日宣布的微博，得到了2000多次的转发——
“2013年我将离开体制执业，为中国善良优秀的医生们寻找一条新路。离开体制，意味着放弃事业单位的编制，放弃约40万的合法年收入，离开已经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团队和同事，经受传统偏见带来的市场和行业挑战。但这一切都会值得，因为于国、于民、于医，都是一条必经之路。于我，则是重新探索自我之旅。”
一双双眼睛在注目着他的动态，以致于办理辞职手续的过程都得到了近百次转发。虽然不停地有人说张强“下海了”，他都一次次地纠正：“我是在海里浸泡了20多年，上岸了。”
张强没有统计过5万粉丝里的职业占比，但在评论中，显然是医生和患者占了大多数。
许多医生在他身上寻找他们走的理由，或是留的理由。
有医生写道：“什么时候没有医保指标、没有论文指标、没有职称考核的科研指标，做一个为病人看病的纯粹医生啊？”
也有院长电话来倒苦水，也想离开。
也有就诊的“医生患者”表示“很幸运”，并感慨私立医院的环境。
张强最近一直在找另外的执业点。
按照 2009年卫生部下发的 《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张强还可以在另外两家医院执业。目前多家医院抛来绣球，不乏高薪。但张强有他的考虑，一要有病房让他可以收治需要住院的病人，另一方面，得满足他继续科研的需求。
目前已确定的一家是上海国际医疗中心。他将筹建其中的血管外科诊疗中心。
有一天下大雨，他与上海国际医疗中心的CEO辛树林坐着轿车去医院看样板房。到了目的地，司机下了车，转身为张强撑了把伞，而辛树林则自己冒雨小跑着进了门诊楼。
张强说，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医院对医生的渴求。
医生是演员医院是平台
为什么不能呆在原来的医院，然后再选两家医院执业？
卫生部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尝试虽然打破了《执业医师法》“一个医生只能在一个注册医疗机构行医”的规定，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有诸多阻力。获得原单位的同意是一难点，而另一方面，医生自己也懒得去走“公开化”的程序。有医生表示，“灰色收入早已是行规，何必去折腾影响领导对自己的看法”。
张强想要医生的尊严。
他所谓的“医生的尊严”包括，“靠自己技术和劳动所获得的公开合法的收入”，“不做不该做的检查，不开不该用的药”，以及“让病人有尊严”。
虽然现在很多公立医院也在改变，但张强希望，这种改变可以来得更彻底一些。
比如一切为了患者的理念。公立医院资源有限，无暇顾及多种人群的需求。特别是三甲医院一贯的老大哥心态，“不怕患者不来”；
比如医院服务于医生的理念。从血管外科的角度，他希望在看病的时候能够自己看超声图像，而在大多数的公立医院，超声机都在影像科，由影像科医师提供检查报告；
比如，提高医务劳动的价格。现在尴尬复杂的局面是，医院既要背负“公益化”的社会责任，又需要自己养活自己。
浙江省社科联在2010年二甲综合性医院经济运行状况报告会综述透露的数字显示，财政补助仅占二甲医院总支出的5.62%，其中48%的二甲医院的财政拨款占支出的比重低于2%。三甲医院的拨款同样不高，更广为业界认同的数字是，国家拨款占三级以上医院总支出的5%-8%，少数的几家能达到10%。过度医疗和粗糙医疗，无可奈何地成为“解决方法”。
……
张强甚至觉得，民营的领域反而更可能有一块净土。
“跳出来”的愿望，不止张强一人有。
云南省心血管专家周乐今曾自嘲是下海的 “试验品”：2010年10月，被昆明一家民营医院以年薪80万重金从体制内“挖”走，但在合同还差一年多时遭院方毁约解聘。打官司，双方各执一词。周乐今认为，医院目前的管理层追求快速短期回报，要求他多做经济效益较好的心脏介入手术，而他本人坚持打造高质量的慢性心血管病管理，双方理念屡遭碰撞；院方则认为，周乐今作为专家“耍大牌”，桀骜难驯，任职医院期间导致医院亏损70万元，双方无法再合作。周乐今最终胜诉，但告诫同行，“要有实力”，同时也“要有与商人打交道的智慧”。
更早则有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又回头的案例。目前在南京市鼓楼医院担任心内科主任的青年专家徐标，2002年初从中大医院被南通的一家民营医院以基本年薪 30万“挖”走；但仅仅时隔1年零3个月，又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重新选择回到公立医院。其中最让他感到不适应的是“科研几乎等于零”，只能做一个“开刀匠”，这对于他这样一位多次写出国际级水平医学论文的专家来说，难以长期忍受。
而张强认为，他们只是从一家医院跳到了另一家医院，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执业。
真正的自由执业，医院就只是平台。“打个比方来看就是，优秀的医生是演员，医院则是舞台。”
只有真正开始自由执业，或才可能建立一个竞争充分、自由流动、职业声誉机制完善的医疗行业人力资源市场。“自由执业后，医生的收益和风险全部落在个人头上，医生会更看重个人声誉和专业技能，尊重患者的感受。”
目前国际上自由执业的形式有多种，像他现在这样与一家或数家医疗机构签约是其中一种，此外还有合伙开诊所、以及组建医疗团队联合执业。
“叫我张强医生”
病人到底是冲着我的招牌，还是医院？
这是孔玉屏在十年前第一次下海所遇到的困惑。
即使是现在，病人到医院也多是因为医院的名气而去，而不是冲着医生。
2003年，已经有“副高”职称的孔玉屏，因为所在的产科撤销，从此开始了体制外的执业生涯。“那时候就是从零开始。”
她去的是一家涉外医院，除了她，所有的医生都是外国人。“当时很受打击，因为医院都是预约制。这种落差就是，你从病人的第一选择落到了最后的选择。因为大家不信任中国医生。”
但这是一个长期效应——“有几个病人，我就把这几个病人看好。如果是好医生，总有一天会发光。”
渐渐，她感觉，跳出体制外，“路很宽”。“在这里，病人是冲着你的招牌而来，愿意把自己交给你。”
张强的宝宝就是由孔玉屏接生。张夫人算是高龄产妇，在很多家医院给予的诊断都是剖腹产。但孔玉屏检查后认为，可以顺产。顺产，代表医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承担更大的风险，同时收入减少一半。
“但这样对病人是最好的。”孔玉屏说，“你对他好，他一定感觉得到。再严厉的管理措施，实际上都没有病人的口碑来得管用。”
张强同样有这样的想法。“我希望未来人们叫我张强医生，而不是张主任。”
张强特别在意他在 “好大夫”网站上病人的评价，如今他在专科医生中名列榜首。他很珍惜患者投的每一票，这些都是“口碑”，“一票难求！”
他也一直致力于组建自己的团队，“各方面都是最完美的团队”，比如“打绷带要打得世界最好！”他的最终目标是创办一个在血管外科领域，尤其是静脉疾病的诊疗方面，打造国际性的、国内最高水准的开放性诊疗平台。
“以前，是为了99%的成功而努力，现在是为了避免1%的失败而努力。”张强说。
目前，张强已接诊几十位病人，上海沃德医疗中心的客服主管对张强所有手术病人进行回访：满意度达到100%。
一位病人提出建议：每个进程最好都能告知在外的家属，他随后就要求巡回护士以后做到 “三个告知”：麻醉的告知、手术正式开始的告知和手术即将结束的告知。
在张强的微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真不知道体制内和体制外对病人有什么意义。”“这种模式虽然是医学者的追求，但对于没钱看病的人永远都不会走进那个门。”
但张强认为，这是理念问题。“所谓没钱看病，或许还是相对的。”
对于医疗这个特殊行业来说，用牺牲质量换取低价格是非常不可取的，因为低价会带来低成本治疗方案，一旦发生并发症，对病人的经济和精神压力都会成倍增加。
张强现在为静脉曲张患者实施的CHIVA手术是一种当日手术，即手术的麻醉和术式利于患者恢复，不需住院，当日即可回家，是国际上手术的一种趋势。
CHIVA手术是典型的“对病人好、对医生要求高”的手术，即对人体创伤最小，痛苦最小，安全性也较高。过去治疗静脉曲张的传统手术通常是破坏性的，随之而来的副反应、并发症也较多，但医生操作方便、易掌握。但 CHIVA手术需要主刀医生亲自做术前 B超静脉检测描记，耗时很长，且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很高，因此限制了国内一般医院的开展。
“我的高端医疗，与患者是否富翁无关。”张强解释自己对就医对象高端特性的理解，“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重视”，“对医疗质量挑剔和高标准要求”，“不愿意接受低价低质的医疗服务”，“主动学习和了解相关医学知识”，“愿意并有能力支付与此相对应的费用”……
静脉曲张患者王研午专程从无锡赶来，目前拿退休工资，每月仅2000元左右。在女儿的支持下，他们花费2万2千元做了静脉曲张CHIVA手术。“我觉得对我们没有后门的老百姓来说，很值！我宁可少花钱在买衣服上，也希望手术做得好。”
原本她也想去三甲医院做，可以走医保。“但是挂不到号啊，女儿说现在的号都是秒杀的。”“作为老百姓，我们对享受一次专家级手术也是很渴望的。”
昨日，上午手术的她在下午3点即踏上返途的动车。“动了静脉曲张的手术还能当天回家，以前简直不可想象。”
做一名探路者
张强原来的同事认为，超前意识也是促进他此番举动的一个因素。
他的超前意识与他本人的性格、经历都息息相关。他是医院里第一个买车的人；以前上互联网需要单位批准，他的序号是“0004”号……若问原因，“我们温州人……”
实际上，体制内外的冲突，张强20年前就体会到了。
张强本科读的是浙江医科大学，随后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攻读血管外科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后，他原本签约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但当时一家正在新建的邵逸夫医院看重了他的血管外科研究生背景，也向他抛来橄榄枝。
邵逸夫医院是由香港实业家邵逸夫捐款、浙江省人民政府配套、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协助建造的一所医院。建院的五年中，由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派遣一定数量的医院管理专家和医学专家参与医院的行政管理、医疗和教学工作。正副科主任全部由美方担任。
张强心动了。所有人都反对，一个医院的成熟起码需要二三十年。况且原本签约的也是三甲医院，无论从规模还是未来发展应该都比新医院好。
但张强想的是，新医院有更大的空间。
结果情况并不像理想中顺利。医院三年都没建起。即使建院后，冲突也是多方面的，业务上、管理上的“中美冲突”存在。
当时，美方的管理者布置门诊大厅挂了很多的画，还需要放置一个大花瓶。就为了这个花瓶，需要请6个工人抬，给600元——而那个时候医生们的月工资也不过400元。职工们都觉得浪费钱：病人来医院又不是为了享受，大家早已习惯涂着绿漆的墙裙、消毒水味和拥挤的人流。
医院好不容易在冲突中建成了。给中国职工却是震撼极大的，大家第一次发现，原来医院的环境也可以“像宾馆一样”。
张强清楚地记得，有天一辆轿车停在医院门口，走下来的人却在向医院里张望，问楼里走出的人，“这个医院，我可以进来吗？”在那个年代，开车的人还是极少数。“就连当时的‘有钱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医院！”
冲突还存在于业务上。在上世纪90年代，胆囊切除术还是开腹手术，而在美国早已开始用腹腔镜技术，即在腹部通过4个小口子进行手术，创伤比开腹要小得多。美国专家手把手地教中国的年轻医生。
可是手术却遭到了中方老专家的极力阻拦。按照“经验”，一个需要开腹的手术怎么可能通过开4个孔就治好？
手术室门口，专家堵住年轻的外科医生：“今天做什么手术？”
“胆结石。”
“什么术式？”
“腹腔镜……”
“不行，你回去！”
但美国医生坚持他们的手术方法，因为这些是经过验证，通过与传统疗法比较评估的结果。
好笑的是，不久之后，这群老专家成了腹腔镜手术坚定的拥护者。
在邵逸夫的经历，以及上二医导师孙建民的教导“认准了方向，就盯住它”，让张强一直敢想敢做。
张强后来跳槽至一家杭州市二甲医院，开设了杭州市血管外科中心——从第一天上班一个病人都没有，到成为省内最大的血管外科，他只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
如今张强再度信心满满。“我觉得我才30岁！”
“上海近年来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很大。”一位参加上海民营医院星级评审的专家说，上海在规范民营医院方面做出了表率。很多一直在三甲医院内工作的专家在参加评审时简直不能相信，现在不少民营医院都在脱胎换骨，希望做到精益求精。专家察觉到，一些原先以营利为目的不惜牺牲病人利益的医院正在走向边缘。
张强目前所在医院在业界看来与普遍含义的民营医院仍有不同，属于“涉外医疗机构”。这家医院的董事长助理方瑞敏认为，之前的民营医院走偏了，广告的大成本投入，让民营医院与坑蒙拐骗扯上关系。“实际上，他们不懂医生需要什么。医生在乎他的未来、名声，这比他赚多少钱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