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
 
    6月起，山东全省县及以下医疗机构开始推行“先诊疗后付费”服务模式。记者近日赶赴山东临沂、日照县区调研发现，在全民医保体系下，县及以下基层医疗机构实行该模式并不难。“先诊疗后付费”考验的是患者的信用，要是患者逃走了怎么办？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实行该模式的地方，没有一个患者逃费。（11月26日 《人民日报》）
 
                                　　
     一直以来，绝大多数医院的诊疗模式基本上是“先交押金后诊疗”，这种模式建立的基础是大多数患者看病都要自费或者承担大部分费用，而如果不先交押金，畸高的医疗费用足以让患者产生逃费的冲动。因此，医院收押金是“先小人后君子”，目的是防逃费。 
 

    其实，“先诊疗后付费”诊疗模式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在医疗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产生的。就目前而言，全国基本医保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5%，而医保、新农合的报销越是基层的医院报销的比例越高。况且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实现了即时报销，患者只需承担自费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提高服务质量或者吸引患者的目的，出现“先诊疗后付费”的诊疗模式，也就顺理成章了。 
 

    更进一步说，先看病后付费能够成功推行首先在于当地相对完善的医保制度。正是因为有了较高的新农合覆盖率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尤其是较高的报销比例，才能让绝大多数患者不会看不起病，也让医院方面不担心个别患者逃费而导致医院“亏损”。应该说，完善的医保制度是托起先看病后付费政策的基石。 
 
                                
    客观而言，“先诊疗后付费”模式过去之所以鲜有实践，一方面是社会道德滑坡，个别患者恶意逃费让医疗机构产生杯弓蛇影的心态；另一方面是国家救济和补助措施不够完善，对贫困群体的医疗救助还无力全部承担责任。倘若只有医疗义务而无政府责任兜底，就无法解决医院的费用风险，也就无法激发其积极性。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实现“先诊疗后付费”模式全面推广，必须要有社会道德和制度托底作为保障。首先，患者和医生的道德水平都应有较大提高，同时需要构建起全民的个人信用体系，加大个体的失信成本，倒逼患者个体诚守信用。
 
                                　　
    其次，需要有相关法规进行约束。当患者拖欠医疗费用时，尤其是那些恶意逃费者，仅从道德层面约束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让患者明白，“先诊疗后付费”模式并非公益，而是建立在双方诚信的基础上，一方违约则要受到相关法规的惩处，这样才能确保新模式的推行有法可依。
 
                                　　
    再者，需要健全社会救助机制。当医疗机构遇到无力支付费用的患者时，显然需要社会救助机制进行援助，否则，“先诊疗后付费”的对象就极其有限。 
 

    此外，政府也应当承担起救济责任，使医院免遭损失。社会诚信的完备，国家救济制度的完善，也是国外经验给我们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