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在一次特大手术后,狄文(左四)和手术医生、护士们拍下这张照片。如今它挂在仁济医院妇产科手术休息室,激励大家敢于不断突破医学极限,解除患者的疾苦。

 

  “为什么没考虑这点?”“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昨天下午5点,在仁济医院,一场激烈的讨论开始了。这是妇产科延续多年的科会,从80多岁已退休主任,到现任主任、大佬教授,乃至新来的小医生、小护士,100多人挤在一间会议室,讨论一件事———科室近一个月的“坏结果”病例。

  不管你是谁,病人在你这里出了“岔子”,都有可能“被讨论”,仁济医院妇产科这个科会像极了美剧 《周一清晨》中的“M&M”会议(对发病率、死亡率与错误率进行研讨的会议),医生会因此被批评、被责备。与美剧不同的是,这里的科会是真实的,它每分每秒都在敲打着医生们:生命面前,一点点掉以轻心都不行。

“讨论很激烈,不留情面”

  除了公布每月的工作数据量,仁济医院妇产科科会的重头戏是集中讨论两三个“坏结果”病例,用妇产科主任狄文教授的话说,“讨论很激烈,不留情面,气氛紧张”。

  第一个病例发生在“五一”假期里,准妈妈在外院胎死宫中,来仁济医院做引产,术后返回病房。但结果是,患者对睡在走廊加床极其不满,最终发来一纸投诉,“为什么有空床不让我睡?”

  “对这个病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妇产科副主任赵爱民是科会的主持者。

  “考虑她有慢性肾炎,且已经胎死腹中,我们就急诊收治,但大家都清楚床位本来就紧张,那些‘空床’都是已经预约妇科恶性肿瘤手术的患者当晚或隔天要入住的。”护士长最先站出来说明了情况。

  “但病人不这样想,我们真的没有教训可以吸取?”赵爱民反问。

  “加床过多对临床到底带来什么?”“不加床,把病人拒之门外?”“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医生们议论着。

  “沟通,沟通,沟通是很重要的!”狄文说,说到底,医务人员向患者解释时理由陈述还不够充分,没有说明肿瘤患者已排定手术期,急诊没法供应空位。在狄文看里,医疗“坏结果”有时超越医疗本身,医生需要想得更多。

  第二个病例,患者急诊剖腹宫产术中致膀胱损伤。膀胱修复术很成功,医患全程沟通很好,患方对这个结果表示理解,虽然算是“好结果”,但科室决定依然要讨论这个病例,也质询一下当事医生,以避免将来有“坏结果”出现。

  “碍于现有的医学技术,临床上有不可能避免的‘坏结果’,我们要做的是看到什么苗子就要及时发现,避免可避免的问题。”狄文说。

营造一种开诚布公的讨论、质询与反思文化

  “坏结果”病例讨论,仁济医院妇产科创建时就有了这个传统。在仁济医院妇产科,科会主要讨论3类病例:疑难复杂病例、特殊病例以及死亡病例。

  祝捷医生2000年进科,印象很深的一个病例就是在科会上听到的。那是一个20岁不到的女孩,直喊肚子疼,父母心急如焚。肚子疼的原因很多,医生马上开了一些检查:血检,B超……等待中,医生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宫外孕?赶紧做尿检,真确诊了。最终,患者得到及时处理,但老主任依然把这个病例带到了科会上。

  “如果没想到宫外孕,后果不堪设想,这个病例提醒我们要学会从患者这里获得全面的、不隐瞒的关键信息,因为它们将直接关系到治疗的方向乃至结局。”祝捷说,刚当医生,这种经验累积弥足珍贵。

   “医生就是经验学科,人家的教训就是你的教训。”在狄文看来,科会的珍贵之处就在于营造了一种开诚布公的讨论、质询与反思的文化,就事论事地讨论出错或可能出错的病例,剖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真正的深意是“一点点推动进步”

  讨论“坏结果”,绝不是真要去“批斗”谁,更不是要让大家从此畏手畏脚。

  “以前有医生很得意地说,我开刀从没破过膀胱!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院士就说,那是因为你开得还不够多。同样的道理,一个很少开车或几乎不开车的人,当然很少违章。”狄文直言,不出事,未必是好医生———不开难的刀,当然不会出事,而科会这么多年敢于直面“坏结果”,讨论它,深意是为了不断鼓励大家去突破。

  看仁济医院妇产科的一些数据可以理解科会的意义。在这里,年门急诊人数22万人次,年收治住院病例1.1万人次,年手术8000多例。单看产科,仁济医院的产科是国家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首批上海市危重孕产妇会诊抢救中心,这里的产科患者中50%以上是危重疑难病人,抢救危重孕产妇占上海市一半以上,诊断符合率接近100%。

  医生说,顶级医院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开拓,比如,50年前,红斑狼疮病人怀孕生小孩是不可想象的,如今,仁济医院每年要收治几十例这样的孕妇,让她们成为母亲。医学有太多未知、太多教科书上的留白,但试想一下,如果医生按教科书做,肯定不会出错,但一些病人永远没救,医学也没有了进步。狄文说,不断反思、总结、归纳,一点点推动着医学的进步,这是科会的真正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