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伤医”为全民所唾弃，但它屡屡发生，似有成顽疾之势。近日，最高法会同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计委联合制定的《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得以公布。这份《意见》来得及时。它巩固了一个鲜明的态度——对暴力伤医行为坚决依法严惩。它也提供了一个支撑点——遏制极端伤医行为，有利于医改深入推进。

针对暴力伤医等恶性犯罪，虽然总体上各界一致谴责，但每每也有些奇怪的声音泛出。比如在伤医案发生之后，总有人不是首先谴责暴行，而是奋力去挖掘暴力伤医者的“内心伤痛”，试图为涉嫌违法犯罪的恶行构建社会同情基础。这么做，虽然挖掘出了一些局部真实，却在公共舆论场上为暴力伤医者打开了一个“宽容空间”，更对潜在的效仿者形成了心理诱导。

显然，坚决依法打击暴力伤医犯罪的态度，不只是在这份《意见》中，不只是在司法实践中，也应成为涉事公共舆论场上不可撼动的主流。

遏制暴力伤医，法律是不可缺位的武器，而加快深化医改则是重要的基础。近年来可能触发医患冲突的一些认识矛盾点，大致集中于这四方面——

◎“医改的基本方向”与“进程中的缺陷”

医改的目标很明确：体现公益性，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但这项被称为“世界级难题”的改革努力，并非一朝一夕可完成，也有轻重缓急的改革安排。而部分公众对医改“已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不太了解，一旦自己遇到求医难题，就轻言“医改失败”。这种急躁片面的认识，使极少数人很容易把自己遇到的具体难题，直接放大成对医改“无所作为”的怨气。

◎“医疗供给不足”与“需求快速增长”

医改不仅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高医疗供给能力的过程。但不可否认，各级财政能拿出来用于医改的投入虽在增加，但老百姓医疗需求增加得更快。这种供需矛盾的客观存在，使得医疗领域各种制度安排虽然逐渐趋于合理，但老百姓的“不满意”还将长期存在。这种“不满意”，很容易营造“冲突潜在情绪”。

◎“医疗技术有限性”与“医疗服务无限性”

前者是科学规律，后者是部分人的心态。近年有多起暴力伤医，源于伤医者之前作为患者，认为医生应该给他治好病，可病没有治好，于是迁怒医生，悍然行凶。其实，医疗技术再发展，也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但少数人的心理预期一旦不切实际地调高，就成了矛盾激化的内在逻辑起点。

◎“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完善”与“医患解决纠纷需求”

我国医疗纠纷协调处理机制的改革完善，近年来已有明显成效，80%以上的医疗纠纷都得到较顺畅的化解。但只是那少数久拖不决的纠纷，就足以酝酿出某些当事者的极端暴力行为。

这四种矛盾，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将长期存在。它们都需要一个深化医改、增加供给、普及科学常识和增强社会沟通的过程。

一方面，从法律的角度看，所有这些矛盾，都不是一个人可以暴力伤医的借口。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每一个矛盾的化解，都有助于减少潜在伤医者转变为实际伤医者。该由法律解决的问题，就交给法律。特别是有些暴力伤医者，并非源于医患矛盾，而只是一种极端发泄或报复社会。

另一方面，面对那些因医患纠纷而最终发展成的暴力伤医，尤其需要有话语权的媒体和媒体人，多向广大公众介绍和解读医改的来龙去脉，分析医改已取得的进展和尚未解决的难题，传播医学常识，促进社会沟通。而不是像少数人那样，漠视医改的实际进展，放大医改的局限性，夸大伤医者的非理性诉求，最终把医患纠纷推向极端化的悲剧。

 

（央视新闻《【央视评论】遏制暴力伤医一靠法律二靠医改》文/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