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又得了一个第一，但这个第一看起来并不那么光彩。
    今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称，在对中国、印度、日本、越南、泰国、菲律宾、尼泊尔、斯里兰卡、柬埔寨9个亚洲国家的调查中，中国在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间的剖腹产率高达46％，远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15％的上限，为亚洲第一。
    “这不是新闻，已经讨论很多年了。”听到如此惊人的数字，受访专家并不惊讶，更多的是无奈。
    的确，剖腹产率高的问题已经困扰医疗行业多年，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顽疾。“影响剖腹产率的因素太多，很多患者因为怕疼不愿意自然分娩，医生因为怕惹官司上身愿意实施剖腹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妇产科主任蔺莉如是说。
    为了探究医生和患者的内心世界，本报记者深入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亲身体会他们的感受。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发现：剖腹产率高已非医疗行业的难题，而是一个社会难题。

产妇：真庆幸自己是剖腹产
    王跃刚刚喜得千金，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还在家坐月子。“幸亏是剖的，要不然我肯定挺不过去。”回想起生产时的情景，她仍心有余悸。
    5月25日早上6点多，王跃羊水破了，被紧急送入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产科。“医生说我和胎儿的情况都很好，可以自然分娩。”王跃及其家人都知道自然分娩更有助于胎儿成长，而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却令她“备受煎熬”。
    当时，王跃被安排在一间五人间的待产房，“有两个即将分娩的姐姐不停地叫，叫得很凄惨，我就有些害怕了。”
    到了下午，王跃也开始阵痛，“刚开始并不强烈，大概是5分钟疼一次，每次持续约半分钟，这种疼痛我还可以忍受，还能和临床的产妇聊天。”
    20时许，王跃的疼痛逐渐加剧，大约3分钟疼一次，每次持续1分钟。“我坐立难安，尤其是腰，那种酸痛感无法用语言形容，就觉得要酸断了。我不停地在地上溜达或者在床上翻来翻去，满头是汗，嘴里也开始哼哼叽叽。我的信心开始动摇了。”
    疼痛一直在持续，并且越来越难以忍受。“实在太疼了，整个人要虚脱了。身体的每个毛孔都在与空气接触，这种接触的后果是我好像要被‘置于死地’了。”王跃的大脑几乎不能自由运转，当时她唯一的念头就是：要能剖腹产就好了。
    这时，医生和护士走近她的床边，说：“出现了胎儿窘迫现象，家属和产妇做好剖腹产准备。”
    “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子轻松了起来，就像又获得了重生。”后来，通过剖腹产手术，王跃顺利产下她的宝贝。
    “我在待产房呆的时间并不长，进进出出有8位产妇，包括我在内有4位做了剖腹产手术。现在，很多孕妇选择剖腹产，既安全又不会太疼，医生说产后恢复也快，没什么不好的。”王跃说。

科主任：坚持原则 不能妥协
    吴英教授是北京某三甲医院妇产科主任，这两天她有点儿郁闷。“前天，刚被一位新晋爸爸骂了，骂得很难听，还说要告我。”吴英说，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况，有时候她都想要“妥协”了。
    6月3日，一位产妇被送进吴英的科室，主管医生为她做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不好也不坏。“那位产妇不到30岁，骨盆条件虽然不是太好，但是也基本合格，胎儿的个头也不大，胎位也没有问题，确切地说是没有实施剖腹产的指征。”但是，产妇的家属却要求实施剖腹产，主管医生拿他们没办法就将具体情况汇报给了吴英。
    吴英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产妇的家属，并耐心地向他们讲解自然分娩的好处。“我告诉他们，剖腹产一定是在有指征的情况下才能做。这是医生应该尽到的职责，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剖腹产的高风险性，并且让产妇和家属知道这会影响胎儿的成长。”在费了一番口舌之后，产妇家属勉勉强强答应自然分娩。
    事情并未平息，且情况越来越糟糕。3天过去了，孕妇还没有生出来，最后，吴英只能实施剖腹产。吴英一边摇头一边对记者说：“当时我就知道产妇家属一定恨死我了。”
    不出她所料，在分娩结束的当天，家属就闹到吴英的办公室。“屋子里挤满了人，你一句我一句。大概意思是本来当天就可以分娩，结果让产妇阵痛了3天，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打击，应该赔偿精神损失费。”
    吴英只有挨骂的份儿，“但是，立场要坚定，我们的做法没有问题，如果妥协就更加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家属在大闹产科后，看没有结果就怏怏地离开了，吴英却一直担心他们真的会去告自己。
    “我已经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点儿筋疲力尽了，真不想让产妇及家属恨自己。有时候，我都想既然这么麻烦，还得不到产妇及家属的理解，不如妥协给他们剖了算了。”但是，吴英又接着说：“不过，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肯定还这样做，要有原则，不能妥协。”{NextPage}

年轻医生：不敢冒险，还是剖了吧
    郝强是上海某三甲医院妇产科少有的男医生，工作时间不长，才1年半。在这个人才济济的科室，郝强奋发图强，“能进三甲医院工作不容易，我很珍惜，要多做事。因此，我经常帮同事值夜班。”郝强告诉记者，值夜班时他总是很紧张，“怕有难产的，怕出事，这关系着我未来的发展，也关系着我们科室的荣誉。”
    “两个月前，同科室的一位主治医师接诊了一位胎儿偏大的产妇，因为她的骨盆较大，那位师姐就建议患者自然分娩，并签了知情同意书。但是在分娩时发生了小意外，导致胎儿锁骨损伤。”郝强说。
    接下来的几天里，产妇家属整天到医院闹事，通往妇产科的路被封死了，科室无法正常运转。为了平息这场事件，科室付出的代价是赔偿对方20万元。
    “妇产科发生医疗纠纷的赔偿金额最多，这是血的教训。从那以后我们做事更加谨慎。”郝强说，值夜班的医生都是像他一样的年轻医生，遇到稍微不适合自然分娩的情况，他就建议实施剖腹产。“所以夜间的剖腹产率会略高于白天的。”
    6月4日晚，一位产妇被连夜送进妇产科，当时郝强值班。“我为她做了全面检查，胎儿有点大，8斤左右，其他情况一切正常。其实，我非常愿意她自然分娩，这样可以锻炼和提高自己的产前技术。但是，转念便想起师姐的遭遇。如果真的发生意外怎么办？最后，我还是建议她实施剖腹产。”
    类似的情况隔三岔五就出现一次，郝强这样的年轻医生大都选择剖腹产。郝强的总结是：“现在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如果因为我们建议产妇选择自然分娩而发生意外，家属自然会大闹特闹。当前医患关系如此紧张，为避免让喜事变坏事，也从保护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们宁可多剖一个，也不愿意冒风险。”
    （应采访对象要求隐去真实姓名）

会诊
保证医疗安全更重要
▲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  杨剑秋
    影响剖腹产率高的因素很多，社会的、产妇的、医生的交织在一起，导致有了这个社会难题。首先，产妇的年龄越来越大，有些女强人年轻时努力工作，到了40多岁才想起生孩子，这个岁数增加了分娩风险；其次，重症高危产妇增多，例如，合并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等，这些产妇几乎只能实施剖腹产手术；再有，为了医疗安全医生更愿意选择剖腹产。
    当然，选择剖腹产并不是因为经济利益，而是根据产妇指征严格执行，迫不得已才剖。但是，因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医生手术面临的压力和风险增加，出现了年轻医生越来越不敢处理产程的情况。于是，30多岁的主治医师，他们的技术逐渐被剖腹产所替代，越不敢做越不会做，进入恶性循环。作为上级医生，我们也理解这些年轻医生，因为他们承担的风险确实很大。
    相比而言，我认为，剖腹产相对安全一些，医院反复强调要保证医疗安全，如果助产真的没有把握不如实施剖腹产。我们不应该一味强调降低剖腹产率，更应该看到医疗安全的重要性。
医生要严格按照指征规范操作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院长  席修明
    虽然多年来实施剖腹产的指征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医生的心理却在悄然改变，医生对医学指征的判断能力也有所减弱。因为，医生面对的不仅仅是产妇，还有大众。一旦医生对医学指征的判断有所放松，便会产生大量符合指征的孕产妇。例如，胎儿窘迫是剖腹产指征之一，但如果医生诊断得太宽松，胎心稍微有一点不好，便认为符合剖腹产指征，指征的约束力便会大大降低。以前很少发生这种状况，如果产妇可以自然分娩，但是比较困难，可以通过助产的方式帮助产妇分娩。由于总不练习，现在很多医生都做不好产前工作，也可以说不会做产前工作。老大夫也做得越来越少，技术逐渐生疏，所以，产科医生的产前技能在整体下降。而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不仅关系某一位产科医生，更关系到整个队伍。要提倡技术的全面性，这也是对一位合格产科医生的最基本要求。
生育方式选择权应交给医生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妇产科主任  蔺莉
    多年前，我读过一篇关于生育方式选择权的文章，文章表达的主要观点是产妇及其家属应该享有生育方式选择权。我没有查阅相关法律，也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做法，但是，作为专业人士，我认为医生才是拥有生育方式选择权的最合适人选。原因很简单，医生可以通过检查、监测等手段，判断出什么样的生育方式对产妇、胎儿最好。实际上，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只是近几年，部分医院放松了要求，只要产妇提出要做剖腹产，医生就会“无条件投降”。我想，这也是剖腹产率越来越高的原因之一。虽然产妇及其家属的意见很重要，但是医生要有坚定的立场，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回归本位，真正从产妇、胎儿的角度出发，相信这样做出的决定也会得到产妇和家属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