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读小学的熊孩子，牙缝里经常塞东西，问了一个当医生的亲戚，建议去补一下。为了不耽误上课，就想趁着周末去。

　　某个没有补习课的周六，等睡好懒觉吃了一个早午饭之后笃悠悠赶到位于延长中路399号的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已经差不多10点半的光景，电子显示屏上不停滚动着“儿童口腔科已满号”的提示。去预诊台问了一下，接待的护士很详细地回答我说：“周六早上一般80到90个号，7点45分开始挂号，很多老人6点多就来排队了，基本上半个小时内就挂满了。下午1点05分开始挂号，也差不多80到90个号，保险起见，你最好早一点过来排队。”我问几点来排队比较合适，护士回答我说：“12点左右吧。”

　　医院离我居住的地方约有六公里，离排队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要是回去一趟完全没必要，只好在周边找了家快餐店打发时间。后来考虑到在快餐店等也是等，在医院等也是等，就不如先去排队来得保险，于是11点半左右——比护士告诉我的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我就准备去排队了。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四个挂号/付款窗口前面已经分别有四到五个人在排队。

陆陆续续人就多了起来，到护士告诉我排队的12点钟的时候，每个窗口前排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0个。医院的保安开始出来维持秩序：一号窗口前排队的人要弯到走廊里去，尽量贴着墙壁站立，以免影响其他人通行；二号窗口前排队的人要留出电梯口的位置来；三号窗口前排队的人不要堵在自助挂号机前面——不停有人来问保安，那三台自助挂号机是否可以使用，保安的回答都是“不能”——因为要保证排队挂号的人能得到公平对待，索性就把自助挂号机变成摆设了；四号窗口前排队的人要贴着大厅另一侧的墙壁一字排开。

　　排队的空闲，大家枯站着无聊，于是开始了各种抱怨与小道消息的传播。有人说：“干脆早点开始挂号好了，挂完了就结束了，后面也不用排队了。”立刻就有人解答道：“早上的挂号一样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队。”又有人说：“干嘛非得跑到这里来凑热闹呢？”刚巧路过的保安不无自豪地解释说：“谁让上海就这一家三甲口腔专科医院呢？”排在我前面的人惴惴不安揣测道：“我前面排队的人不是黄牛吧？要是他一个人挂上10来个号，那就完蛋了。”旁边的人很肯定地附和道：“是有点像哦，你看还有三四个人坐在远处的椅子上等着呢。”在汇聚成一片的嗡嗡声中，12点半的时候，每个窗口前排队的人已经超过35人，一号窗口前的队伍快到厕所门口了，二号窗口前的队伍已经排到大厅外面，三号窗口和四号窗口前的队伍也都像扭曲的长龙那样甩了尾巴出来。


 

　　12点三刻的时候，离开始挂号没几分钟了，排队的人数还在增加。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找到保安，指着“70岁老人优先”的牌子问：“70岁以上的老人能不能照顾？”保安指了一下排队的人说：“现在都没得照顾了，70岁以上老人来排队的太多了，只能谁先来谁先挂了。”我目测了一下，三四十人的队伍中，虽然无法准确判断他们到底是69岁还是70岁，但老人的比例差不多占了一半。老人只好憨厚而无奈地笑笑，挪到队伍最后面。

　　下午1点05分的时候，四个挂号/付款窗口仿佛有人在喊口号一般，齐刷刷掀起帘子来，排队的队伍开始骚动。排在我前面的人担心的黄牛没有出现，他们最多的也无非挂了两个号，一个儿童口腔科、一个成人洗牙或者补牙的号，就去候诊了。但在我后面排队的人显然遇到了麻烦，他们慕名从江苏常州前来上海为女儿补牙，但他们没有上海的社保卡，粗心的父亲将身份证留在了宾馆，因此他们只有医院的医疗本和简易磁卡，而按照医院的规定，没有身份证件是无法挂号的。“为什么呢？”急得快哭出来的父亲哀求挂号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医院的规定，为了防止黄牛，因此要求必须有身份证件。”那个父亲好说歹说，后面排队的人都快要不耐烦起来，善于变通的工作人员——这种人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确实比较少见——答应给他预留一个号，但前提是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拿身份证过来，那个父亲像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答应着，抱起女儿蹿出医院去取身份证件了。

　　我挂到的是92号，那天上午放了80个号，下午最多再放90个号。拿着号码去到五楼的儿童口腔科，发现需要等待差不多半个小时——上午的挂号时间是7点45分，门诊时间是8点整；下午的挂号时间是1点05分，门诊时间是1点半。不安分的孩子们自来熟地互相追来打去，抢到座位的家长们要么在手机上玩微信要么在iPad上玩游戏，没地方坐的家长们有的靠着窗台有的站在儿童口腔科门口高谈阔论，整个候诊区域就像游乐场一样闹腾。不停有刚刚挂好号来到五楼的家长门也不敲直接推开儿童口腔科的门，全然不顾里面正在休息的医生和护士。

　　下午1点半，门诊开始。虽然每个人都挂了号，但心急的家长们仍然一窝蜂地挤进儿童口腔科的大门，好像先把病历卡交进去的人就能先看病一样。我挂的号比较靠前，但也要等到第二轮才可以就诊。差不多2点钟的时候，轮到我们进去补牙。医生很耐心地宽慰小朋友，以免他过于紧张。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右上方的补牙工程算是结束了——在补牙之前的检查环节，医生就告诉我，小朋友左上方的牙齿也有蛀牙现象，同样需要补牙，但为了防止下颌脱落等情况出现，一次只能补一侧的牙。

　　一个礼拜后，同样的过程又重复了一遍：排队一个半小时挂号，候诊一个小时，治疗半个小时。做完这些之后，基本上这一天也就结束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深化医改作出了一系列部署，而频频发生的患者伤医事件表明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并未发生明显改观。从我这两个周末所经历的情况来看，患者们有足够的理由焦虑：排队时间久、耗费精力多、情绪排遣难。但医生又何尝不是有苦难言？我问了给熊孩子补牙的医生，她说自己每天至少要接诊20个病人，每个病人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为了尽量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她都不太敢喝多少水，中午只能在工作台上扒拉几口盒饭，如果上午的病人比较多，自己都没时间去买饭，只能拜托同事打包捎回来。好不容易午饭间隙可以在工作台上趴一会儿，不停有家长进来问这问那，而儿童口腔科的病人又都是特别需要耐心与爱心的儿童……“我们也有焦躁的时候啊，何况一天到晚低着头工作，颈椎疼得不得了，可现在绝大多数家庭都是一个宝贝，家长们哪里顾得上我们的死活？”

 


 

　　在病情相对没那么紧急的口腔科，情势已然如此紧张。若在病情十万火急的急诊科，医护人员岂非天天濒临崩溃边缘？而各种手术意外乃至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手术失败的情况，都是概率上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当无法接受事实的患者家属一时心理冲动，其后果可想而知。

　　核心的问题，还是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平衡。服务相对细致的私立诊所收费高得离谱，而且经常爆出的医疗事故也降低了他们的可信度；质优价廉的公立医院过于稀缺，作为社会中坚的工薪阶层只得趋之若鹜。检视时有耳闻的患者伤医事件，不得不承认，当整个社会的戾气找不到排泄口，面对生存威胁的弱势群体缺乏足够的资源抵御伤病，只会本能地将这种伤害转嫁他人，于是作为弱势群体的患者将砍刀挥向同样作为弱势群体的医生。

　　在巨大的足以扭曲人的价值观的生存困境中，对暴行会给自己和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予以蔑视，同为弱势群体的受害者又没有足够的准备与实力抵御这种伤害，没有胜者的弱弱相残由此成为中国社会生态“丛林法则”的直观与集中体现。